我說：我寫（豔歌行）的「豔」，表面是豔，底層卻是腐朽。

就像一朵花，開到極豔之後，緊接著是腐朽。可以從書裡滲透到這種氛圍.....什麼都發生了，也什麼都飛灰湮滅，我直視青春那些刺眼的（端不上台面）的東西。

王浩威說：自張愛玲以降到當代小說家，很少有女作家用這樣的「氣味」來處理情慾。

我不想寫知識譜系的東西，我知道抓卡爾維諾，抓波赫斯....滔滔論述或者繁衍知識很容易就讓人十分「敬畏」。但那些東西冷冰冰的，我想寫的是有溫度的東西，想寫的是敬畏生活的本身，即使我寫起來不偉大或者還可能有些小瑕疵。

王浩威問了我關於我這樣波西米亞個性的人為何還會著迷於「史」，要寫三部曲這樣的「大河小說」？

我說其實我不是在寫男性式的「大河小說」，我只是在寫三個時空的「命運」與「際遇」。比如「豔歌行」鎖定後八0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台北女子之感官愛情生活，極其豔麗與近乎腐朽的生活。「短歌行」則是寫戰後到七0的疾病與罪惡，想寫人之惡與一個家族的病與不幸。各種「短」暫的人生。「傷歌行」寫的是日據時代雲林的莊園鄉紳故事，鎖定台灣的「仕紳與商人」莊園的繁華與幻滅生活。

三段時空，凝視三種人生。我寫的不是「大河」小說，其實還不如說是「小溪」小說。各種小人物的哀歡。

我書寫母親，是因為母親是我的對應客體（知識份子對應藍領階級），她常常讓我啞口無言，那種直接直率，完全務實的生活。我去紐約念書兩年時，在回國之前，她曾打越洋電話說，幫我租了個檳榔攤，要我擺攤。我想天啊，我放洋回國，竟然是要當檳榔西施（十二年前我還有點姿色吧。）是因為母親，讓我看見另一種人生，另一種價值，另一種完全沒有階級的樣貌。我喜歡書寫母親，正因為她是如此地特別（相對於我）。

王浩威問到我喜歡莒哈絲到近乎是和她靈魂同在。也提及了關於我自由的波西米亞生活的背後，如何能在這樣的自由流動裡，維持一種近乎紀律（一年出版一本書）的寫作生活？在努力與疲憊之間？

我說我喜歡莒哈絲，是因為一種精神的嚮往，那種寫作到不要命的樣貌很動人。

至於自由的是心，現實其實也是殘酷的，是沒有什麼資源的。我其實不是一個有紀律的人，我其實很嚮往成為一個有紀律的人，早上寫作，晚上閱讀。但我常常很隨性，想寫就寫，沒靈感（釣不到魚時）就放著。我很想要每天去慢跑，但每次起床都已經很晚。久了就想，算了罷，反正二十幾年已是夜貓子，就順著自己的時間表吧。

也是會疲憊的，但每回疲憊就想起莒哈絲，那種義無反顧的東西。那種力量都是我匱乏的。

現實是於我困頓的，因為經濟常有問題。說來好像因為這樣，使我也一直寫了下去。

反面有時候也是一種動力。我想我生命裡還是有些能量，可以把負面的東西轉為一種光亮。持續把自己捲進寫作的齒輪裡，且還維持一種波西米亞的樣貌，我想應該是我想做的吧。

王浩威說：想不到妳在八里有房子。

我說：母親買的啊，是我在付錢。且還貸款甚多。但母親的好意，也真的把我拉住了，使我有責任感。

也不至於到處租屋。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。但我還是用很低很低的生活方式維持了生活的美好品質，包括只用三萬元裝潢油漆動手自己的房子等等。人生的價值還有很多，絕對不會是「金錢」。我不會因為金錢而把自己交出去，甚至為了「名」，比如國中課本要收錄在（昨日重現）寫的一篇文章，但對我其中兩個自創的名詞有意見，要修改。我當然不願意，且還寫文章登載聯副批評教育的「格式化」「標準化」，不知道啟蒙心智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我才不願意小孩子「背」我的文章，也不願意我的文章收在課本裡，可能旁邊是韓愈或柳宗元呢。我覺得孩子終究會長大，他們在書店裡發現我也許我會更高興。有作家看了聯副打電話給我說，妳幹嘛批評教育，改兩個字有什麼關係。說我真笨，妥協一下就好了，何必失去收錄在課本的機會。我說：這不是妥協的問題，這是人格的問題。

王浩威也說，年輕時那些有夢想的朋友，到了後來他們卻成了年輕時自己批評的那種人。

我說：沒錯，時間過去，許多人都改變了。

被王浩威問診了許多問題。
小讀者問：既寫作是治療，為何還一直寫反覆的題材。

我笑說：可能舊疾復發。有些病要治療好幾年。其實我雖然說是「治療」，但其實治療是一種抽象的東西，寫作的精神永遠也療癒不盡的，因為心念相續......

座談結束，我替這個美麗，有著眼睛深邃的小讀者簽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