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部：醫院
　　五點三十分的早晨，急診室人煙稀少，近乎廢棄狀態──不明白為何我運氣如此之好，剛好碰上休息時間。長條黑色的板凳上，一群人隨意坐著。一對西班牙裔情侶四處走動，那個女人因為膝蓋受傷而嚎啕大哭；一個白人老太太和她身材狀碩的兒子相互依偎著填表格；板凳末端坐著一位戴眼鏡的黑人，正剝開花生，把花生殼放進風衣左邊口袋，把花生放進右邊口袋。除了那個剝花生的傢伙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外，這副景象看起來像是陽春老式的醫師診療室。
　　我走近那張大桌子：掛號櫃台。有兩個登記人員，一個坐著，一個站在後面。站在後面那位看起來與我年齡相仿──她有可能是學校實習生。
　　「我需要，呃，入院。要掛號，」我說。
　　「填好表格，護士會過去找你，」坐著的那位對我說。站著的那位正在處理、裝填信封，眼睛看著我。我曾經在哪裡見過她嗎？我嗅聞腋下好遮掩我的臉。
　　我拿著交到我手上的制式表格，上面要我填寫生日、地址、父母姓名、電話號碼、健康保險等。我對健康保險資料幾乎一無所知，但是我熟知社會安全號碼跟身份證號碼，所以我就填入它們。填寫表格讓我內心感覺有幾分愉快，彷彿我在申請一間特殊學院。
　　我把填完的表格放在靠近掛號櫃台一側的小型黑色文件盒，在我之前只有一份掛號單，我走回板凳坐在「花生男」隔壁。我凝視地板；那是由一呎平方大小、紅色和白色的磁磚組成，看似棋盤，我在腦海中，想像騎士(西洋棋子)在地板上的移動取徑。我真是瘋了，我已經失去理智，來這裡對我毫無益處，我應該要離開，而我的自行車卻陳放在家中走廊。我做得到，而且夠堅強。
　　「克雷格？」一個女人從掛號處末端的一扇門，探頭出來詢問。
　　我離開椅子站起來。那對西班牙裔情侶叫囂他們比我早來報到，有人走出來用西班牙語和他們溝通。真是抱歉，各位。
　　「來吧，」她招手要我進入。「我是護士。」
　　我和她握手。
　　「坐下。」我進入細長型的小隔間，那裡頭有一台電腦，兩張椅子，牆上掛勾還有成排的橡膠管和醫院袍。陽光穿透房間盡頭的窗戶，可知太陽已然升起。我面對著一張家庭暴力的海報：如果妳的男人毆打妳、強迫妳進行性行為、控制妳的財務，或者威脅要讓妳被遣返，妳就是個受害者！
　　護士—有著短短的捲髮和略帶喜感的臉—伸手向後，從牆上掛勾取下並解開血壓測量器。我喜歡這類檢查，不是因為檢查讓人愉悅，而是它們總是讓人感覺事情有可能壞到無以復加。她把血壓器和某種讀取裝置連結好，然後開始打氣測量我的血壓。
　　「有什麼問題呢？安啦。」她問我。
　　安啦？我唸給她從罹患憂鬱症到打熱線電話的故事。
　　「你有對自己做什麼嗎？你有企圖割腕或傷害自己嗎？你實際上採取任何行動了嗎？」
　　「都沒有。我撥電話給自殺防治免費專線，他們就要我來這裡。」
　　「很好，太棒了，你做了正確的事。他們處理得很好。」
　　她解開血壓測量器後轉身，輸入文字進電腦。她讀著放在電腦右側我的掛號表，我在掛號原因寫道「想自殺」。
　　「下一個問題，你有服用任何藥物嗎？」
　　「樂復得(Zoloft)，但我停藥了。」
　　「你停藥了？」她張大眼睛一臉詫異。「我們接到很多病人都是這樣。」她繼續打字。「你真的不能那麼做。」
　　「我知道。」我很高興能有個代罪羔羊，有個每個人都能指責的對象。
　　「就是現在，你應該靜下心來好好想想你的感覺。下次你決定要自行停藥時，回想現在的感受。」
　　「好的。」我開始讓現在的感受，成為記憶的一部份；我感覺了無生趣、頹廢、難受、心神沮喪，而且覺得自己是廢物。你很難忘記這些感受。
　　「你會沒事的，安啦，」她說。
　　我瞧一眼螢幕上她輸入的內容，在「入院原因」那一欄，她填入「自殺傾向」。
　　這詞很適合用來當樂團名稱，我這麼想。
　　「來吧，」她說，從電腦前起身，電腦後方的印表機正在列印，發出印字針頭移動嘎嘎聲和列印敲打聲。她手伸至電腦後方，取出兩張貼紙，把貼紙貼在從腰帶抽出的塑膠手環上，那腰帶滿載各種護士工具，接著她將手環固定在我的右手腕。
　　我看著手環，兩只手環都寫著克雷格•吉納，還印有我的社會安全號碼和條碼。
　　「為什麼我有兩個手環？」我問護士。
　　「因為你是雙倍特別的孩子啊。」
　　她帶我走出隔間，進入急診室正廳，經過成排的布簾，有的拉下、有的維持敞開，很容易看出星期六清晨急診室的主要客群。最大宗的是老人，特別是插管的白人老太太，在吼叫和呻吟。她們嘶吼著要喝水：「水…水，水…水……」然而病患只得到徹底地忽略。醫生們──我認為醫生穿白長袍，護士穿藍衣，對吧？──拿著病歷板大步走過。其中一位年輕醫生，有著我沒想到醫生也會留的絡腮鬍—他是凱普勒醫師。名牌上面說他是住院醫師，所以他受過大學教育。假如不是我搞砸了，讓自己淪落至此，我也能進大學受教育。